这是一篇作于本科期间的小说。

答案

（一）

落袈山坐落于江城东部，东湖西南岸边。山并不高，并没有直入青云的气势，山脉却如盘踞在江城一侧的巨大蟒蛇，冈峦连绵，一望无际。置身其间，会让人以为自己身处西部的山城，而非江汉平原的江城。江城的七所大学皆依落袈山而建：江汉大学、荆省工学院、荆省农学院、荆省师范学院、荆省地质学院、荆省经济与法学院自西而东一一排列，成为一时胜景。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第一次来江汉大学是民国二百零五年，那年我读初二，来参加一个作文比赛。那时候荆省七校还没有合并，自然也没有后来的“国立江汉大学”。江汉大学偏居落袈山一隅，在比赛之余我在校园内徜徉，欣赏校园内古朴的建筑。大概是山势的衬托，那些楼宇显得异常高大。教学楼和宿舍均依山而建，房顶铺着漂亮的青色琉璃瓦。而阶梯爬满青苔，又高又长，似乎将直通天庭，让人感觉它并不是为这里的学生而设计，而是为了某种更为高远的生命而存在。那时正是夏季——后来被称为旱季，白天耀眼的阳光的琉璃瓦上肆意流淌着，晃得人睁不开眼。夜晚天空晴朗，星河在房顶间流转。

可是世殊事异，某些微妙的变化在世人未加注意时悄然发生，当人们终于意识到时，江城已经无可挽回地沉沦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江城就衰落下去了。人口大量的流出让这座城市几乎成了空城，夜晚街道上罕有行人，稀疏而时有时无的灯火让人怀疑这是一座鬼城。城市已经没有像样的产业，只有落袈山周围出售考试辅导资料的书店仍然红火。战前茶山刘的小吃还曾名噪一时，但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大学搞的那套统制经济占据了主流，粮食票又流行起来，小吃街自然也没落了。两百万大学生还在支撑这座曾经的首都，而就算这一人口也在不断减少，因为学生大都考虑到日益衰落的经济，不愿将自己的前景托付于这座黯淡的城市。二百零八年，为了挽回整体的颓势，荆省七校进行合并。原本分散在落袈山东西的七个点如今连接在一起，成为一条围绕山体的环。经济学家说江城的衰落不是衰落，是去旧除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统筹全局，发展新京的需要，然而就在几年前他们还在期刊上拼命发表文章讨论中部振兴的可能性。

人们说城市的衰落或许与几年前从江城开始传播的疫病有关：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疾病的危害性，因为它的症状是如此的寻常，以至于如同感冒一样司空见惯，难以发现。这种疾病让人浑浑噩噩、死气沉沉，把曾经的爱人视为陌路，旧日的乐趣也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却又被一种莫名的狂热驱使，躁动莫名，片刻不得安歇。这种矛盾的疾病让人在疯狂的劳作中耗尽心力，而这种劳作往往是无意义的，比如反复抄写政治书上的一段文字、填写各种表格，写各种评论文章，再盖上各种印章，最后把文件全部销毁，然后又写一大堆新的文件，然后再度销毁。到人们发现这些症状是由一种病毒导致时，已有五千余人在办公室、实验室猝死或跳楼身亡，这些案例最初被归结于过度劳累或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是一位语文教师最开始指出人们正在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生活。后来一位医生在解剖尸体时发现死者的大脑已经高度萎缩，而眼、四肢等其他器官也因为高强度的劳动而衰弱不堪。他在死者的躯体中检出一种从未发现过的病毒，并发文告知群众应警惕其传染性。据说那名医生后来也罹患疾病，死于医院中。

我的一位好友曾感染此病，他的父母发现他发病时他正大段大段地背诵《建国方略》，笔记和课本已经塞满了整个房间。他大概已经神志不清，他父亲进入房间时他的姿势仍保持不变，埋头在那本原本单薄，却因百年来后世学者添砖加瓦而变得巨厚的著作中。他的手不断地刷刷写着，以惊人的速度抄写着国父的语录，写满的字纸在房间内胡乱地飞舞着，像白色的蝴蝶。从他的喃喃自语中人们得知他准备参加第七次政治经济学考试，只为把成绩提高到95分以上，这样绩点就是5.0，而非次一等的4.5。4.5的人是没有保送研究生资格的。而他的前六次尝试均以93或94.5的失败告终。他父亲连忙联系教导员把他送到医院，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不知究竟有没有康复。据说已有一百万人因此而死，死时只剩一具空空的躯壳。感染者更是不计其数，可能有千万之多。而那些治愈者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在过度的劳动中，有的人永远地瞎了，对眼前的事视而不见，却以为自己能看见过去和未来；有的人永远地聋了，再也听不见别人的话，日复一日地对着自己絮叨。病人的样貌也会变得丑陋，呈现出某些猿猴和鱼的特征，好像青春在他们的脸上如流水一般逝去了，留下的只有如地层一般古老的岁月。

甚至有人说是两百多年前的鬼魂作祟，诅咒了这座旧都。那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荆省新军打响了辛亥年的革命，创立了民国。教科书将它描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的革命，而百年来却不断有地下传说称三十万市民在四个月内被活活饿死，或是在那个尤为寒冷的冬天冻毙于风雪。每年双十节时，我总感到心神不宁，总感到三民主义歌那雄壮的曲调中，在民国那广袤的国土中，某些秘密藏匿在最阴暗的角落。却不知那些地下的冤魂，又为何要伤害这座被遗弃的英雄的城市，折磨那些同他们一样卑微而麻木的人呢？

就在首都从江城迁新京的五年后，我考入国立江汉大学。

（二）

我在工学院图书馆遇见了一个人。

我已说不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了。那大概是民国二百一十年左右的某一年，民国二百一十一年，也有可能是二百一十二年，这并不重要。那是某一年的春季，或是初夏。连续数年的疫病和战争已让人分不清楚年月，只知道苦难已经持续得够久了，而前方还是一片迷蒙的灰暗。而江城怪异的气候则让人连季节也分不清了。一年里一半左右的时间很热，剩下的时间里又很冷。要么连着几个月阴雨连绵，什么东西都会发霉；要么几个月晴空万里，竟没有一缕薄薄的水雾，空气在热浪下变形，热得几乎令人窒息。大一那年的气候尤其怪异。准确地说，九月到二月没有落过一滴雨，而三月到八月一直在下雨。

宿舍地势低洼，靠近洪波门，门外便是东湖。隔着铁栅，便可以看到东湖的水。只是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大门总是紧闭。我盼望着疫情结束，铁门打开，让我可以自由地活动。可我又能去哪里呢？我一直想去吃一次火锅，那是家乡的美食。自从疫情扩散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蜀州。我从夏季等到冬季，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入校内火锅店的时候，我却感到心惊肉跳。绿色粘稠的液体在锅里咕噜咕噜冒着泡，浮动着模样怪异的内脏和菌类。服务员的热情使我胆战心惊，使我丢盔卸甲，几乎想逃离这座城市。在江城的旱季，那些日复一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总是登上宿舍的顶楼，那里可以俯瞰东湖。顶楼似乎没有什么人住，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看见尘粒飞舞。有一种荒凉的美感。我曾整个下午游荡在七楼，逐个窥探那些破败的木门，以求寻得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可是除了标记着“民国一百九十年”的门牌以外一无所获。我凝望着东湖，回想古人登临送目时留下的诗句，翻来覆去却也只想得起“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两句。湖水静静涌动着，那深沉的水色总让人不安，似乎无边无际，排山倒海般涌来。

随着旱季到来，东湖的面积是一日日地缩小了。湖水退缩了，露出潮湿泥泞的滩涂，很快也在烈日的炙烤下变得干硬、开裂。终于，东湖不再是无边无际；后来，面积越来越小，只剩下湖中心的水洼。我充满怜悯地俯视着它，看着数十台抽水机在它的身上吸取，看着它在干旱的围攻下日益退缩，只剩下干涸开裂的湖床，远远看去一片金黄，像丰收的麦地。

不知是因为干旱的缘故，还是封校太久，那些日子我总是躁动不安。仿佛东湖在呼唤我，哪怕干旱了它的魅力也丝毫不减。同学告诉我沿着靠湖一侧的围墙，某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我问那真是一个洞吗？他说那就是一个洞。一开始我并没有斗胆尝试，因为在疾病肆虐时出校已经是犯法的罪行，《中央日报》渲染的死者的惨状也确实让我胆战心惊。我已习惯沿着围墙走来走去，在石头和铁丝的缝隙中窥探外面的世界。直到我发现那个洞。它确实很不显眼，洞口胡乱地用几个石块掩着，像是某种动物的巢穴。不知为何，那一刻我想起了家乡的花园，在我懵懂的年岁里我曾不知疲倦地在其中游戏。我仔细地察看了四周，发现没有安装电幕的痕迹。我把石块挪开，低头往里张望着，看见阳光从墙外透进来，估计自己是否能够从中爬过。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听见有人在呼喊。那声音嘶哑刺耳，仿佛带着一股嘲笑的意味。

我一惊，猛地起身，额头磕在粗糙的石墙上。疼痛让我清醒过来，我环顾四周，只听见蝉在树上一浪又一浪绝望地叫着。

我本想以革命者慷慨的诗句回应，或者说为自己壮胆，却发觉唇齿僵硬，而腰却不由自主地弯下来了。接着膝盖也开始松动。我听见什么东西与地面撞击的声音，和细细簌簌摩擦的声音。等声音消失，我发觉我已经看不见围墙了，眼前是浩渺的东湖。准确地说，曾经是——因为现在只剩下开裂的湖床。正是下午两三点钟，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沿湖公路并没有人，车也没有。我慢慢走到湖边，走到干枯的高大树木所形成的一点阴凉下。干死的水草贴在土地上，还有各种死鱼，散发着恶臭。我一直在湖边坐着，眺望湖对岸的城市。东湖时而水波荡漾，时而又恢复了干涸的样子。那天晚上返回学校时我才想起，为什么不直接从墙上翻过呢？石墙不过比我略高一点，踩着参差的砖块我很容易地回到了校园。

洪波门旁的小房子里住着几个保安，整日地呆在屋子里。有几个下午我上完课，回到宿舍门口，看到他们坐在树荫里抽烟，阳光在他们身上移动。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他们或许是在守着什么，可是又有什么好守的呢？洪波门封闭得太久了，以至于让人遗忘了还有这样一个门，曾经可以直通东湖。后来雨季来了，重新填满了东湖，将那些水底的秘密一一埋葬，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两个月后，水淹过了沿湖公路，铁门内堆满了防洪的沙袋，出行更是不可能。小房子像港口一样被水波拍打着，保安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在阴郁的梅雨季节,整个落袈山都笼罩在水雾之中，让哪怕最喜欢雨的人都觉得雨水实在太多了。我记得那是五月的时候，我在寝室里发现了第一朵蘑菇。那蘑菇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灰暗颜色，杆是那样纤细瘦弱，伞却又过于肥大，上面撒着发霉似的斑点。第二天，蘑菇就长满了墙角。我和同学一起将蘑菇拔掉，装了满满一口袋。我把口袋拿到楼下的垃圾桶丢掉，发现垃圾桶里已堆满了蘑菇。收垃圾的大妈穿着雨鞋站在水里咒骂着。几块砖头放在水里，作为落脚之处，像几座孤悬的岛。后来同样的蘑菇又长了出来。我总疑心是那些孢子、真菌分裂的声音，让我许多个夜晚难以安眠。寝室的阳台里积满了水。一开始我们还试着用盆把水舀出去，以防雨水灌进室内。后来学校请了装修师傅，把阳台的玻璃门封上，在阳台堆上沙袋。我们看着阳台的水一直涨到腰的位置。雨水从玻璃门滑落，我隐隐看见那盆我在旱季种下的多肉植物很快死去、腐烂了。在夜里我总是听见水流声。一开始，江涛拍岸，倒还颇有气势。后来，便只有缓缓的流水。再后来，只听得咕噜咕噜的气泡声：那是浸泡在水里的植物因腐烂而产生的气体。

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是半夜的时候，我正在寝室的桌前写作业。忽然，我感到特别的安静，寂静得可怕。仿佛是有人关掉了一个开关。我把灯熄掉，坐在黑暗里，努力弄清发生了什么。恍惚间以为自己聋了，甚至已经死去。想到这里，我竟然感到一阵轻松。我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 雨停了。

（三）

我在江汉大学读经济学，但宿舍安排在工学部。据说是因为若干年前我们的教导员喝酒赌博的时候输了，便把社会科学学院的宿舍让给了工学院的教导员。于是我只好在工学部图书馆学习。从宿舍骑车到社会科学图书馆要一个小时，实在太远。

他的模样已深深刻入我的记忆。在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形象似乎毫无改变，在另外半年他的变化又过快了。他总是穿着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样的发型。用理性分析，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他或许换过衣服，他的头发或许长长了又剪短了，但都是那样灰暗阴郁，以至于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已经是江城的旱季了，他还穿着黑色皮大衣和牛仔长裤。可能是牛仔裤的缘故，他的腿显得细长，却十分僵硬，毫无美感可言。行走时他的双腿怪异地运动着，仿佛他的膝盖关节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不能转动。他的面色黝黑，却并不是阳光曝晒过的健康的均匀的古铜颜色，而像是烟熏火燎过的朽木，斑驳而又粗糙。他眉头皱着，似乎在思虑着什么，似乎在与某种巨大的痛苦抗争。看着他，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憎恨——他的莫名其妙的皮衣、他的牛仔长裤、他痛苦的没有表情的脸、他走路时僵硬的姿态、皮鞋踏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无不让我憎恨，似乎世界上所有最丑陋的特质全部汇集到他一人身上。我的不由得咬紧嘴唇。其实我本没有理由怨恨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年龄、籍贯、专业。我只知道他的丑陋。

（四）

我又看见他了。那是大三的时候。因为连续多年的人才流失和管理腐败，经济学系的双一流建设被取消了。理工科出身的校长把系里的保送研究生名额削减了一半，听说同时被削减的还有历史系和哲学系。而三民主义研究院则是扩大了一倍，听说还增加了个什么国民党史专业。那些日子里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九月份的时候，各个院系陆续公布保研名单的时候。一个月里时常能够听到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那是某某栋又有学生跳了。“跳了”，大家都喜欢用这个词。好像跳楼的人并不是跳入永恒的黑暗，而是跳过龙门，跳往更高更善的所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确实如此。行政院已经下了命令，应届大学生若未能取得保送研究生资格，要么参军，要么在一年内结婚，“为党国之人口问题尽分毫之力”。我想这可真是矛盾。一边把年轻人赶着去死，一边让年轻人制造出更年轻的人，再把他们赶着去死。

教导员并没有公布排名情况，理由是“防止学生焦虑症的发生”。就算这样，学生们也有各种方法打探到同学的绩点。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大概是第五六名左右——而保研名额只有五个。排在我前面的是和我同班的一个女生，她很温柔，对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样子。我设法认识了她的室友，给她买了一个月的早饭，又送了几个名贵的包。终于从她那里打探到那个女孩的绩点。4.99892，比我高0.00005。

一天，那个女生忽然在社交软件上找到我。先是扯了一堆课程、作业之类的琐事，我有些奇怪，也就跟她聊着。最后，她问我，“能问下你的绩点是多少吗？”

我没有把绩点告诉任何人。一开始我想如实告知她，我把数字打在输入框里，又撤掉了。我想我如果说一个比她高的数字，她或许就会主动放弃了呢？那样名额就是我的了。我感到这多少有些荒谬，但还在犹豫着是否应该骗她。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机会啊，哪怕成功的机率只有百分之一。我努力想象她发现真相后的反应，她可能痛哭一场，可能找人把我狠狠地揍一顿；会用最难听最污秽的字眼侮辱我。可是我想象不出，她是那样善良的一个人啊。可我不能去当兵啊。我还那么年轻。我不明白为什么开战时那么多同学像发了疯似的上街游行，高举着蓝色的党旗说要“誓死保卫新京，誓死保卫委员长”。我想到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我的返乡申请总是被驳回，教导员说因为防止疫情传播，但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告诉我是因为我不是三青团员。我跟他们说是因为学习太忙，假期又要参加科研项目。父母让我好好学习，不要牵挂他们。其实哪有科研项目呢？我的同学已经在《民国经济研究》上发文章了，我却连课题组都没能加入。他是荆省财政厅厅长的儿子，大二才转入经济学系，一来就进了最好的课题组。母亲发来照片，我看见父亲的头已经有些白了。那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学习，休息时走到走廊上喝口水，忽然看见月亮是那样明亮，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

我的手有些颤抖，但我还是一个个按下了那些数字。4.99897。差得太多就不真实了，我想。

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发了一条消息。

“哦，谢谢你了。”

后来，她也跳了。

自那天以后，我总是坐立不安。我总疑心是自己害死了她，但我肯定的是保研名额总算拿到手了。有时候我夜不能寐，或是午夜梦回，陷入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后来我便心安理得了。是她自己承受能力太弱，与我有何相干？

我每天都骑车到社会科学学院，看告示栏里有没有贴出我们系的保研名单。我等了一天又一天。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名单贴出来了，我看见有学生坐在地上痛哭流涕。我总是向他们投去怜悯的目光，同时更加洋洋得意，仿佛自己是游街的贵族，对民生的疾苦报以同情和悲悯。我在路上碰见图书馆的那个丑陋东西，他仍然迈着僵硬的步伐向前走着。他在笑！

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笑起来竟然如此丑陋。他的嘴咧着，更显得向外突出，呈现出蒙昧愚蠢的印象。他的牙龈裸露在外，泛着不健康的青色。他似乎发现了我的注意，他看着我，然后快步离去了。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公告栏前围着一群人。我把车停在一旁，踮起脚，努力想看清具体的情况，发现墙上多了一张白纸。我知道就是它了。我缓缓向它走去，既期待，又隐隐有些胆怯。我想到古人所说近乡情切，大概与此类似。加粗的标题正是“经济学系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名单”。那上面有五个名字。

我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我仔细地看了标题，看了日期和经济学系的印章。印章盖在那里，红得有些刺眼。我又看了看那五个人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是他！那个厅长的儿子！

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占据了第五位的位置。我趔趄了一下，恍惚中我看见那纸上的字逐渐扭曲变形，变成一道道高耸的墙壁。我看见他站在人群中得意地笑着，周围都是道喜的同学，他的神情里充满了轻蔑。我慌忙从人群中逃离，就像那年冬天我逃出火锅店一样。我跌跌撞撞地挤出，一下没站稳，跪倒在地上。水泥地已经被太阳炙烤得滚烫。我感觉到周围人的眼光，那些同情的眼神刺痛了我。

我拼命地蹬车想要逃离。

我想起小时候为了吃一块蛋糕，与父母约定一周不吃零食。终于等到一周结束，到蛋糕店的时候，才发现它早已被人买走。它本就不属于我。

我真正地夜不能寐了。一连几天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盯着天花板，看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滤成深深的蓝色，在墙上浮动着。我不知道我睁着眼睛睡着了，还是闭着眼睛醒着。或许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三天之后征兵通知到了，要我立即去荆省防御委员会报到，领取物资。我起床开始收拾行李。室友早已不在了，因为保研无望，他们在一年前就已经主动去前线报到，多少还能领取一点津贴。我看了看书桌，从图书馆借的《高等数学习题集》还没还，我想我再也用不到它了。我把几本书装好，准备先骑车去防委会。防御委员会的驻地位于黄鹤楼，距离学校有七公里的路程。道路宽阔平整，却让我感到陌生。路上没有什么车辆，行人也寥寥无几。我蹬着车，感到尘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说是黄鹤楼，其实早已没有黄鹤，后来连楼都没有了。防御委员会认为黄鹤楼过于醒目，容易引来空袭，战争爆发后便将其拆毁，在原址上建了一座方正的行政楼。然后在楼前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据说花了四千万金圆券。石头上刻着一首诗。

东湖碧波梦，落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

我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填好文件，盖好章，又到旁边的仓库等了一个小时，领取了一套军装和一把刺刀。在那里报到的大都是江汉大学的学生。回来后我直接到图书馆还书。应届生大都走了，图书馆人并不多，书很快就还好了。我决定去六楼那个我最喜欢的座位看一看。书架依旧一排排地林立着，各种书籍胡乱地堆在地上，把书架间的过道堵塞了，大概已许久没有人整理。我在书架间漫无目的地走着，想到我的大学就这样结束了。我决定上个厕所便离开。

或许是命中注定，我走向厕所，看见了他——那个丑陋至极的东西，恰好也正走进厕所。我无需看到他的脸便能立刻认出他来，他的丑陋有增无减。他为什么还在？我想起他的笑。难道他取得了保送资格？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充斥了我的头脑。恨意让我浑身颤抖，汗水从脸上滑落，我也无暇擦拭。我想到我的高中同学们：那在史丹福大学读书的同学，他此刻大概正沐浴着白花花的阳光，在加州的海上冲浪；我想到我那位新京同学，他在联考中考得尤其好，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在数学考试前还捧着一本《古文观止》看。他现在在新京的国民大学读计划经济系。他有新京户口，还有两套房产，一辈子都不必与军旅扯上关系，除非他愿意去军队当个小官；我想到我那在国立之江大学读书的同学，他在中学就至少谈了十个女友，到大学又至少谈了十个，最后不知怎么跟之江省主席的女儿谈起了恋爱，现在跑到法兰西去度蜜月了。我想起那个厅长的儿子，想起我的保研名额，想起那个跳楼死去的女孩，她喜欢穿白裙子。我慢下脚步，把配发的刺刀从包中取出，藏在外套里。我紧紧攥着它，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兵器那冰冷凌厉的触感。我慢慢走到门口。

他正站在洗手池前面，大概刚洗了把脸，脸上还挂着水珠。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在镜子中对视了。多么丑陋的一双眼睛啊，我惊骇莫名，感到在很久远的记忆中我仿佛看见过这双眼睛。那是我多年前就已死去的爷爷的眼睛。他躺在床上，身上横七竖八盖着很多条被子，一朵朵硕大的鲜花在被子上开着，红的刺眼。他的身体已瘦得不成样子，眼睛向外突出，而且浑浊不堪，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他就像一条鱼，一条干死的鱼，连最后的扑腾都放弃了。

他大概已经发现我了。我两步冲过去，从袖口抽出刺刀，却不小心划伤了手臂。我一咬牙，把刀刺进了他的腹部。他哼了一声，愤怒地看着我。他的嘴角抽动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脸部的肌肉挤成一团，让他更加丑陋了，我的恨意却也更为强烈。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我拎住他的衣领，感到他异常的轻。我拼命把他按在墙上，因为用力过猛，厕所的镜子被打碎了。玻璃崩裂开来，划伤了我的脸。血混在一起，淌得到处都是。终于，他倒在了厕所的尿泊中。我的脑中空若无物，好像世界就是一场笑话，仿佛什么都不曾存在过。但我还是凭着本能想到要隐藏这具肮脏的肉体。我将他拖曳到厕所最内侧那个靠窗的隔间——我最喜欢的位置。打开窗户可以看见对面的楼，看见对面学习的人们。在楼宇的空隙间可以看见一方窄窄的天空，像一潭死水。我感到这尸体——我这样称呼这具肉体，即使他还有一口气可以苟延残喘，可以供他回忆自己的一生。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早已死去了——这尸体无比沉重。他死了。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而是将所有的幸福与苦难，骄傲与沉沦，眷恋与悔恨全部留在这个人世，以至于如此沉重。

我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恐惧，只感到厌恶，无与伦比的厌恶。厌恶这个死人肮脏的身体，厌恶肮脏的血、浑身沾满的尿液、厌恶死尸的沉重。我把他丢到一旁的墙角靠着。他的头侧向一旁，眼睛闭上，似乎是睡着了。那种厌恶感终于减轻了一些。

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吧。我对他说到。我推开窗户，看向对面的楼。图书馆里的人逐渐多起来了。

我走出隔间，回头看了看他。还是睡着了更好看，我喃喃到。

那尸体很快腐烂，胀得越来越大，冲破了厕所的隔间，冲出了厕所，图书馆轰然倒塌。尸体不断膨胀，直到将整个学校占满为止。尸体静静地躺在落袈山上，像一尊高贵的佛。

（五）

我大概也患病了。那天以后我总是坐立不安，敲门声、脚步声都使我感到心惊肉跳。后来我高烧不退，不得不卧床休息。我疑心自己已经得了那种疫病，反复要求医生对我进行检查。一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三天一次，最后每天检查都不能让我心安。学校一开始极为重视，让我隔离观察，然而连续多日的检查并没有检出病毒。可是我还是越来越虚弱，防委会让我暂缓到前线报到。我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下。

在昏昏沉沉的梦里我看到很多狂乱的东西和许多陈旧的往事，那些东西面目模糊，让人感到一种熟悉的陌生。我梦见我杀死的那个怪物，他的尸体哪去了？已经被人发现了吗？在昏迷中我听见很多人窃窃私语，似乎在议论着何时将我逮捕。我梦见故乡的池塘，清澈见底。多得数不清的鱼在里面游着，一个挨着一个，层层叠叠，几乎要满出来。我梦见那个跳楼死去的女生，春天的时候，她走在樱花大道上，她还是微微笑着，花瓣落在她的头上。她停下来，回头看着我，白色的纱裙在风中飘荡，跟她死去时一模一样。我梦见我和爸爸妈妈去了一个大概久已荒废的地方，草已经长得很高，风吹过来一片沙沙的声响。在荒草掩映中我看见早已歪斜坍塌的秋千，彩色的涂料也已斑驳褪色，周围四散着过去游乐设施的残片。我想起来那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公园，自疫病流行后便关闭了。

我一直做着梦，当我醒来时，已不知自己究竟睡了多少日夜。我感觉身体有些异样。一种久违的感觉，一种令人怀念的情绪在我体内激荡。我扭头向窗外看去，天还很黑。我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努力用刚醒来的大脑思考今天是星期几，有没有早课。我听见滋滋的电流声，寝室的灯亮了起来。我想难道有人进来了。我习惯性的去摸手机，想看看几点钟了，却没有摸到。

我听见宿舍老师喊起床的声音，那声音由远及近，让我感到莫名地熟悉。随后是“咚”的一声，我知道那是心急的舍友等不及下梯子，直接从床上跳到地下。我感到非常疑惑，努力用我刚刚醒来尚不太清醒的头脑思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躺在床上努力思考着，眼睛因为突然的强光还不太能适应。等眼睛逐渐适应了光亮，我缓缓起身，心里已经做好了这具虚脱的身体随时倒下的准备，却很容易地坐起来了。我向床下看去，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是我高中的室友，那个新京人。他穿着中学的红白校服，已跑到阳台上洗漱去了。

我向对面的床看去，一个床上安装了蚊帐，但并没有人——那是那个渣男的床，他在接近联考那些日子选择走读；另一边的人还躺在床上，与起床做着最后的斗争——史丹福的录取已多少削减了他面临联考的斗志，我也一直不明白他坚持来学校的意义何在。这副景象是如此地熟悉，以至于我一下不知所措，只听凭肌肉记忆使我迅速穿好校服，爬下床洗漱。我看到寝室的桌上还摆着前一天的英语作业，忽然意识到这是高三。我有些慌乱，但还是努力做出平常的样子，将书和文具装进口袋，快步走出寝室。天色迷蒙，空气清冷而干燥。隐隐有许多身影在向前走着。我按部就班地吃完早饭，到教室上课，写作业，午饭，上课，晚自习。我忽然想到我已然经历过这些了，那些不知疲倦的日夜，那些美好的憧憬和希冀，都完好如初。我想起联考考的卫所制度和珊瑚礁，我想起我错的那九道选择题。每道题四分，四九三十六。我已经计算过无数遍。我想到中央大学拒绝录取我，因为我三民主义理论低了一分。我忽然想到这或许是上天的旨意，或许是上天终于听到了我在无数个无眠之夜的祈祷与呼唤，将这个机会赐予我，使我能够改变我悲惨的命运。我激动万分，立马翻出一张干净的纸，上面放着一张民国一百零八年的联考试卷盖着，假装是在抄写，一边悄悄将那年联考的答案默写在草稿纸上。每一科的答案我都烂熟于心。联考结束后，我曾一遍遍地翻看答案，以至于倒背如流。我认真地描绘那些圆锥曲线和函数方程，尽可能还原每一处文字材料的细节。最后一科是国文。写完时，晚自习已将近结束。

我匆匆回到寝室，把答案压在寝室桌面的书下，只露出一个角。过了一会，新京人回来了，脸上满是不加掩饰的得意的神色，我知道他和他女友在操场上散了步，可能还在教学楼背后做了别的什么事。然后是史丹福，他刚打完篮球。他们都回来之后，新京人开始旁敲侧击地炫耀自己夜晚的收获，口水从他那尖细的嘴里喷出来。史丹福开始用游戏机打游戏。寝室很快熄灯了，他们点亮台灯，坐在桌前开始摆弄手机。我看着他们，忽然感慨万分。我走到阳台，此时正是满月。巨大的圆月高悬空中，月光恣意地倾泻在夜晚的校园。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我很快入睡了，一开始我睡得十分安稳，但后来我开始做梦。我梦见自己第二天照常去教室上课，中午在教室继续自习。史丹福又去打篮球了。只有新京人回到寝室。他先是看了一会手机，大概是看某种不可名状的影片。过了一会，他站起来抖了抖腿，可能是有些无聊，在寝室里四处查看起来。他摸了摸史丹福的圣诞树，又拿起我的《中国古代史》看起来。他注意到我压在书底下的纸，他看了看，拿了过去夹在一本《古文观止》里，大概是准备过一会儿看，随后便上床睡觉了。 我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身处江汉大学那个阴冷潮湿的宿舍。

自那天以来，我突然知晓了某些命中注定的悲剧，只是我并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残忍。仁慈的造物主让人类的肉体学会保护自己脆弱的灵魂，因此记忆被深深地掩藏、篡改。真相永远隐没在模糊深邃的记忆里，以至于让我迷惑不清，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我一直都明白，我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也并没有杀人，也永远无法杀掉他，杀掉那个世间最丑陋、卑鄙的东西，那个让我恨之入骨的怪物。自从那天我用刺刀向他刺去之后，我就明白，他将一直存在下去，和我一同存在——那一天，我只打破了厕所那面沾满污秽的镜子。

2022年盛夏 于珞珈山、于成都